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么东林党就是明末自万历年间起,特殊政治文化生态下,催生的一种政治怪胎。
东林党的诞生,直接的原因,就是拜了万历中后期,亲政后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常年怠政所赐。尤其是经过明朝万历年间“争国本”等一系列朝堂纷争后,以顾宪成为代表的一批政坛失意的活动家,打着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的名义,组成了这样一个在民间有强大话语权的政治团体。
其实自明朝中后期起,随着社会风气的自由开放,政坛拉帮结派并不罕见,但东林党却是其中一个别样的另类:首先他们起家时,并没有高层强大政治权力支撑,完全凭借民间的力量壮大起来。其次比起其他诸类政治团体明确的争权诉求,东林党从起家时,就树起了极高的格调,把匡扶天下作为嘹亮口号。其代表人物,比如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等旗帜角色,全是常年在民间有强大声望的偶像级士大夫。只看形象,着实无比高大上。
而且必须称道的是,东林党这个团体,包括后来作为东林党变体的复社,一个无与伦比的强大能力,就是压倒性的宣传鼓动能力,从万历末年开始,他们通过讲学开课收徒等各种手段,甚至不停煽动发起强大民间风潮,影响力奇迹般的壮大。从早年东林书院里几个零星的学生,一跃成为大江南北名闻遐迩的政治团体,话语权瞬间强大。这帮人如果穿越到今天,就凭这强大炒作能力,也足以在***圈里赚的盆满钵满!
以这些发家史看,东林党应该是晚明凄风苦雨历史上,一个代表着光明正义的伟大组织?且慢下定义,因为家国命运,乃至国家战略抉择,绝非***儿戏!
而在混迹民间时,看上去横扫无敌的东林党,最大的短板也正在这里:别看匡扶天下的口号无比响亮,也别看他们一直标榜着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但对于晚明时代内外交困的国家政局,他们非但拿不出靠谱的实用办法,相反满嘴慷慨激昂中,仔细较真却满是务虚荒唐言。至于几位代表人物,主要事迹也只有一条:拆台!
怎么拆台?先瞧瞧早期东林党的领袖李三才就知道,这位万历年间的封疆大吏,后来被阉党列为“托塔天王”的东林党重量级人物,民间人气也是爆满。特别是他多次挺身而出,***万历皇帝向工商业加税的经济改革,因此也深受百姓欢迎,俨然青天大老爷一枚。
东林党,作为明末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有人认为它主导当时的社会思潮,引领社会风气,让普通民众在潜移默化中重拾传统道德,进而建设出良好的社会秩序。也有人认为它空谈误国,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对国家有利也好,对国家不利也罢,都不可否认东林党作为国家重要力量的身份。但是令人讽刺的是势力足以影响到庙堂之上的东林党却没能拯救大明王朝于危难之中。
东林党的崛起,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万历年间,在张居正的高压言论打击之下,整个国家都显得死气沉沉,文人知识分子也不敢妄议朝政。以顾宪成为代表的东林派士大夫开始争取言论自由,提出一些与张居正相反的建议。这一时期内的东林党尚未成气候,后来随着顾宪成被罢官返乡之后,便开始以讲学为寄托形成朝廷之外的清议舆论影响朝政。
据《东林始末》记载:“宪成既谪归,讲学于东林,故杨时书院也。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与***每相持。附一贯者科道亦有人,而宪成讲学,天下趋之,一贯持权求胜,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从这段记载不难看出此时的东林党开设了所谓的“东林书院”开始以实学振学术之风为名,清议掌握政治话语权。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子文人的加入,逐渐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堪比现代国家的在野党。
东林党之所以能够拥有现代社会在野党的雏形,与的它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东林党主张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等等。特别是追求言论的自由,是东林党给那个黑暗的社会带来了一丝曙光。
正是因为拥有了一定指导思想,东林党才不再只是单纯的“朋党”,此刻它的性质介于中国传统的朋党和西方的近代政党之间。但是它依旧还是一个“朋党”,也正是它“朋党”的身份才加剧了明朝的党争,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韩非子》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在韩非子看来,朋党是朝臣结党营私、干乱纲纪的行为,不利于君主统治。明朝时期的朋党不同于以往,是以地域性来划分的。
谢邀!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东林党”之“党”,是朋党而不是近代政党。[1]
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他们虽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等进步口号,然而实质上却沦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明末饥荒灾民的悲惨现实视而不见,对征款赈灾行为极力阻挠。东林人士在当时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
党人、党争、党祸似乎已经成为了东林党人的基本标签。
而东林党人也似乎已经成为了明王朝的一颗颗毒瘤,时不时荼毒着大明王朝。可是他们不知道曾经的东林当然也是忧国忧民的社稷之臣,曾经的东林党人也是为民做主的朝廷命官。只不过,这一切的转变都逃离不了被朝政的无情倾轧。
东林党滋生于万历年间一直延续到了明朝灭亡,这些所谓的东林党人也并非皆是祸国之臣。
在万历年间的渐渐兴起的东林党人他们当初还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团体,所谓的“党派”,只不过是朝堂中的其他党派强加于东林书院的那些文人的,他们之间可不会强行给自己按上一个结党营私的的罪名。
东林人在明中期的势力是非常强势的,也正是时时刻刻保持着这种强势的劲头,才让更多的人形成党派,渐渐开始攻击和谩骂东林人。
东林人的反击也是最为致命的。
对于东林党的评价,这些年可谓是骂声一片,很多对明史有所涉猎的人都一致认为,大明之所以灭亡的那么快,很大的原因就是这帮读书人捣鼓的,然后再感叹一句书生误国。可是真要是细问这帮人,也会发现,他们压根就不明白东林党的前因后果,只是人言亦言罢了。
关于东林党的出现,有个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直接原因是因为万历在万历三大征后,国库空虚,根据内阁的建议,万历决定征收矿税,派去堪矿的小宦官们对江南的百姓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剥削,然后激起了东南市人阶级***,在这种乱局下,东南的学子们汇聚在一起议论时政。万历三十二年,被张居正贬官的顾宪成包下了宋代的东林书院并重建,然后以此为根据地广招学子来此说文议政。慢慢的,这个文人团体聚集起了力量,成了朝堂上反对内廷跋扈和皇权独裁的一个政治力量,这就是东林党的直接由来。根本原因是以内阁和司礼监为首的内廷实际上是和朝堂上的外臣属于两条战线,即使内阁的成员后来都是各部尚书和侍郎,但其本意依旧是成立之初的皇帝的秘书处,既然是秘书,一旦拥有了总经理(丞相)的权利,势必会引起同僚之间的鄙视和针对,这就是为什么六部大臣一旦入了内阁就会各种被怼。因为身份是内臣,所以内阁阁员更多的需要为皇帝考虑,所以很自然的会更多的去侵犯外臣的利益,这也是民间读书人和六部大臣经常会反驳内阁的原因,所以不只是东林党,齐楚浙三党出现的初衷也是要对抗内阁的权力。
事实上东林党在万历年间入得党争这个火坑,也不能说都是东林党的责任,毕竟是皇帝先开的枪,士大夫都有思想,凭什么就要挨着。因为就理来论,东林党在万历年间站的位置是正义的统道,是儒家的秩序,是不容任何人践踏的底限,因此东林党在当时得到了很多读书人的支持,最后万历疲倦、三党***趴下,东林党也就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原本在泰昌帝继位以后,东林党可以大显身手一摆治国之能。就出身来看,来自富庶地域的各个阶层的东林党眼界要比其他团体更为开阔。比如作为读书人,他们是当初唯一一波支持开港贸易、愿意和传教士密切接触并且崇尚经世之学不死扣朱子理学的官员。并且也是难得内廷外廷是同一伙人把持,可以保证党争不会发生。然而命运就是这么神奇,备受希望的泰昌帝就当了三个月的皇帝,接着挂了。然后天启朝的党争在魏忠贤上台之后变得愈发的激烈,在天启皇帝的宠信之下,阉党大肆打压东林党,让大明的改革尚未开始便结束了。
崇祯皇帝即位后,三个月扳倒魏忠贤的举措让东林党看到了希望,然而这个希望最终也破灭了,原本东林党对阉党的反叛战争,成了被某些心怀不轨的人利用,转而变成了一波漫无目的的规模更大的直接影响到了大明存亡的党争。这个人就是温体仁,他先是利用半个东林党成员周延儒击败以钱兼益为首的一干东林党成员,然后帮助周延儒上位,之后利用心机和崇祯对自己的信任,成功的赶走了周延儒,就这样,除了亲近自己的大臣温体仁会留下,其他人则一概撵走。其中一些新型人才诸如徐光启和孙元化等人也被温体仁的私党挤压,最后一个革职一个被杀。所以当时东林党成员大多不是大明统治核心的官员,而东林党形成之初就是为了对抗来自内廷的不合理政策,于是在备受排挤下,大多数在外廷的东林党成员开始走起了万历时期的老路子——拒绝和***合作,也就是在这个原因下,东林党会阻挠内廷对东南税务的征收,其实不只是商税,还有农业税和徭役税,一概拒征,实际上就类似于英国的议会派团体反抗国王的行径。而在温体仁之后,内阁首辅6年换了46个,东林祸国?人家连权利都没握过,国家待我如此,我又如何报国?
最后说一下贪官这个问题,大明官员的贪腐情况,自打开国开始就没消停过,到了万历时期,吏治已经腐朽到了极致,可以说你不贪,日子也过不好,更融不到官场这个圈子里,所以不要自恃清高,还你还不定贪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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