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的文学作品

1. 东林党是后人对明朝反对奸宦文臣的称呼还是明朝文臣自发结成的党派？

东林党是后人对明朝反对奸宦文臣的称呼还是明朝文臣自发结成的党派？

东林党的形成是一个过程，起初是由一个不怎么受皇帝待见的官员在官场失意后，发起成立的一所东林书院，其主营业务是讲经论道，副营业务是发发政治牢骚，或者是骂骂***，过过嘴瘾。后因其副营业务颇受愤青及受官场打压而闲居在野文人的追捧，一时声名鹊起，粉丝拥趸云集，逐步发展成为一股影响明末朝局的政治势力。

“东林党”的称呼始自朝廷政敌相互攻讦时产生，并非后人所取。但这个“党”完全不同于现在有明确政治纲领的政党，而是为争权夺利、排斥异己结合起来的“朋党”，正因为有此特性，当东林党在明末朝局中不断壮大、圈占地盘时，更进一步***其它政治势力为了自保纷纷效仿，一时齐党、楚党、浙党等各种以地域乡亲成分为主的小党派自立门户，加上皇帝身边的阉党，一时朝廷中党派林立。

这些朋党既各自为政、相互攻讦，又各找靠山，或抱团取暖，使明末朝廷政局扑朔迷离，极为复杂。每当朝议，官员们以各自党派的利益为重，往往是舌战朝堂，争吵不休，万历皇帝就因为不胜其烦，消极怠工长达几十年不上朝，之后继位的天启皇帝基本上也是长期不上朝。很多人对天启时期的魏忠贤宦官专权印象颇深，大都认为这个皇帝太荒唐了，怎么会宠信一个宦官呢？其实根源就在于此。大臣们只有舌头才干活，可国家机器的运转耽误不起，必须有干实际工作的人，臣属官员们只有嘴巴能动，皇帝只能依靠宦官来干活了，虽然宦官的名声不好听，又很贪婪，毕竟能干实际工作。所以，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还有那个整天痴迷于木匠活的天启皇帝也不怎么上朝，但国家大事基本上没耽误，镇守边关的武将也有受迫害打击的时候，但基本上都能得到重用，所以，这时候的国家基本平安无事。

这种平衡局面到了崇祯皇帝的时候，就完全变了，自信满满的新皇帝一登大位，就把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给收拾了，满朝文武、举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但灾难恰恰就来自于此。先是在国内政策上，朋党们各自划地，纷纷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争取权益，造成“西北多加赋东南不收税”，而且言之凿凿“农业是根本”，国家重视农业就要给农民增加赋税，商业就算了，由于朝廷中来自西北的官员很少，因此无人为西北地区争取权益，使国家政策严重失衡，加之天灾不断，西北地区民众苦不堪言，而富庶的东南地区赋税不增反降，如此以来国库没钱了，边关的军饷告急，朋党们的巧舌又开始发挥作用了，军饷短缺是因为武将***所致，必须严惩，再辅之以开源节流，就可解决问题。于是一方面开始收拾武将，另一方面又裁撤了驿站等机构，结果是西北地区失业的李自成等农民开始造反，边关上兵变也不时发生，皇帝又得调兵遣将，到处救火。

但在文官们的舌头底下，仗打胜了，武将们有罪，打败了更有罪，于是在一篇篇弹劾檄文中，袁崇焕、卢象升、贺人龙、孙传庭等一代名将惨遭杀戮，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武将有被革职永不叙用的，还有被逼投敌的，大明朝的柱石就在朋党们的口诛笔伐中完全搬空。眼看着四处狼烟，京师不保了，皇帝开始动了迁都南京的心思，那些舌头又义正词严，鼓噪“天子守国门”，皇帝只好打肿脸充胖子死守北京。面对纷纭而来的攻城炮火，京师危在旦夕，崇祯皇帝亲自敲钟召集平时“革命性”最强的大臣们，居然一个人都不来，悲情万分的崇祯帝此时才醒悟，那个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前任临死之前叮嘱他，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这一句话的深刻内涵，于是后悔不迭，连呼“文臣误我”，又吩咐身边人给魏忠贤修墓，下完这最后一道命令后，上吊而死，大明王朝就此灭亡。

那么，东林党人最后的命运怎么样呢？其结局出人意料地好，那些非常“革命”的党人，大都投靠了满清***继续为官了，而且其中的佼佼者大都被委以重任，成了修《明史》的骨干，继续以妙笔生花的特长，书写着我们现在看起来很客观的历史，而今人大多都非常肯定，明王朝的灭亡是宦官和袁崇焕等所为，东林党人在历史上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写到此处，同为文人的我不知该如何评说，还是留给诸位看官自己判断吧！

东林党其实就是江南士绅集团，明朝后期江南的士绅集团控制大量土地和商业，经济实力强悍，通过东林党等掌握舆论权，急于取得权利维护本集团利益，凡是影响他们利益的都是奸臣或阉党，至于为了少交税导致国家灭亡，

东林党之深入人心，大概来源于那副有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能有这种境界，又是遭到迫害的，总免不了让人生出同情。东林党既是一起历史***，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多年来学界对其一直褒贬不一，推崇者赞誉其为文化盛举，诋毁者又斥责其为讽议朝政。

首先需要知道，党在古代是个贬义词。《说文解字》解“黨”：不鮮也，从黑尚聲。那时与党有关的基本没有好词：“会党”“朋党”“乱党”“死党”“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党锢之祸”“狐朋狗党”。圣贤教导我们“无偏无党，君子荡荡。”“君子不党”。

历史上，凡是一伙人集结在一起反对另一些人，这样的团伙组织都称之为“党”，例如唐有牛党、李党，明有阉党、东林党，都被认为是祸国殃民的玩意儿。因此我们要明白，“东林党”之“党”，是朋党而不是近代政党，在当时可并非是什么高大上，而是其政敌给他们侮称，是骂人的名字。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在无锡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吸引着许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一部分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员，也同东林讲学者遥相应合。东林书院在当时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即东林学派。

此时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东林人士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他们虽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等进步口号，然而实质上却沦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明末饥荒灾民的悲惨现实视而不见，对征款赈灾行为极力阻挠。东林人士在当时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二者因政见分歧逐渐形成激烈的党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大肆打击、迫害异己，凡是与东林学派有过较为密切来往的、被东林派赞扬过的官员，被列成清单，编为“东林党人榜”，三百多人名列其上，颁布天下，从此“东林党”之称名闻天下。这时顾宪成已死去四年。与东林学派颇有渊源的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东林之名，讲学者不过数人耳、倚附者亦不过数人耳，以此数人者而名为党可也。乃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奄人者谓之东林，以至言夺情奸相讨贼、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由此而逆推之，则劾江陵者，亦可曰东林也；劾分宜者，劾刘瑾、王振者，亦可谓之东林也。然则东林岂真有名目哉！亦攻东林者加之名目而已”。

《剑桥中国明代史》并不承认东林党人主张进行一些政治、经济的改革，该书说：

“东林支持者***任何基本制度上的或财政上的改革观点：他们认为技术性的解决办法过去不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因为他们偏爱行政改革的空想，他们的运动在体制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倒退了一大步，是从高拱和张居正所***取的立场的重大退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