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由他的小说《子夜》改编电影,影响巨大,而先生的《白杨礼赞》是我中学时语文必读课文,他把白杨描写成一个个抗日战士,当时不理解,等去看了白杨树后就觉得挺拔高耸树干,挺像战士们挺胸抬头,伫立前望。语言有鼓动性,像战斗歌曲,也许我们听到先生抗战的勃勃雄心,和预测抗战胜利必然到来。
茅盾在此期间所写的散文都是抒情性的,风格沉潜、惆怅。如《卖豆腐的哨子》《雾》《虹》等。其中的哨音、浓雾、泥雨、彩虹等表达了他于大革命失败之后一个时期的苦闷孤寂和不甘沉溺的个人心态。
以《雷雨前》为代表,通过寓意表达出迎接革命风景到来的昂扬情绪。
茅盾最为成熟的散文作品产生于该时期,风格明朗、雄壮、激越。《白杨礼赞》《风景谈》都是精心结构而成,象征体式依然,心境却大大开阔。
茅盾散文特色:
(1)精致蕴藉,“理”与“情”“议论”与“具象”互相融和;
五四运动时期,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提倡“平民文学”,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学的启蒙作用。在《人的文学》中,其核心思想为人道主义,而这里的人道主义更多的则是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从这种人道主义出发,提出了建立人的理想生活,重视文学表现人道主义的重要性;表述了对人的个体自由最充分的尊重,并将文学界定在最具人性和个人性的命题上。
“五四”新文学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产物,周作人的文学观的核心是人道主义,而其两冀分别是个性主义和博爱主义,他以西方的人道主义为新文学的哲学基础,把个性的人道主义与博爱的人道主义二者结合为一体,形成个性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但在综合的过程中,个性主义的成分更为浓重。周作人之所以把利人利己结合起来,是因为他认为在中国根本缺乏的是“人”的存在,爱人者和被爱者都没有自觉,因此即使主张仁、义、礼、智、信,也绝不可能在中国真正实现。因此他选择西方的人道主义作为中国新文学哲学基础,最终仍是为了满足反封建的思想要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名义上是谈文学,实际上充满了有关人的历史哲学思辨色彩,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确立了“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概念,在文学史和思想史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如果我们以隔了一个世纪的文学观去观周作人20世纪初提出的“人的文学”观,也许会觉得他所揭示和阐释的只不过是现代文学所应具备的基本品质。但在当时那样一个有着从来不把人当作人的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古老国度,“人的文学”无疑是一盏明灯,为刚刚从黑暗中醒来不久的中国文学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尽管步履蹒跚,每迈出一步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但却始终向世界文学的行列迈进,使中国新文学首次具有了与世界文学相近的基本观念。毫无疑问,这是周作人对中国新文学最大的贡献之一,“五四”时期也是周作人风雨波折的一生中最富光彩和生命力的一段光辉岁月。
1918年12月 ,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一文,提出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
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的主张,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文学观和他的社会理想,他想通过文学把人的[_a***_]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主要是社会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作家要以严肃的 ,而非“游戏”的态度 ,去描写“非人的生活”,为人们展示理想的生活,促进健全发展,要求文学中能够写出人性,文学内容的革新变得重要起来,毫无疑问,中国长久的礼教的束缚下,文学内容多是陈腐的,也是这些礼教的再现,缺乏人性的,因此,内容的革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新。
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其实质是人性的,为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界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无疑是其中最璀璨的几颗星之一。很多学者在研究这段文学史时,都无法将周作人置于这段文学史之外。较之于散文,他的文学评论文更为流行。其中,写于1918年12月7日的《人的文学》无疑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
文章开篇就指出现代文学发展的任务,即提倡,发展新文学,也就是人的文学。相应的,也就是指出了当前排斥,反对的对象,即非人的文学,在提倡发展新文学的同时,必将受到来自非人的文学所代表的旧势力的阻挠。随后周先生又对新旧两个字做了分别的阐述。随之,周先生再从新旧问题链接到“人的文学”这一中心问题上,顺着前面对新旧问题的阐述,进一步说明人的文学产生的长久性,至于现在我们对“人的文学”一词的陌生性,周先生将其原因归结予人类的愚昧性,他用生动的比喻指出人会碰壁,并有其有意性,主观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人在获得真理道路上选择的多样性,盲目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想要提倡“人的文学”,就要改变人的思维方式,破除人的愚昧性,使人变得聪明起来。
相对于中国对于“人”真理的发现,周先生指出欧洲更早。在欧洲历史上,对人的真理的大讨论总共有三次,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法国大革命。“认识你自己”,成为苏格拉底表述人对人自身的认识启蒙的经典名句,这种自由仅仅是对于欧洲成年男性的自由,至于女人和小儿的自由发现则姗姗来迟,到十九世纪才有萌芽。不管怎样,光明确实在欧洲出现,但反观中国,对于这类问题从来得不到正面的回答,以至于现在还是一片空白。
其后,周先生进一步阐述了提倡人的文学的原因,大致是希望在文学上提倡“人的文学”,提倡人道主义思想,用思想指导实践,净化心灵。
评价一个人,中国有句古话:"知人论世”。即把评价一个人必须要和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可以理解为“论世以知人”。
周作人所处的历史时代是“五四”时期。众所周知,“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兴起。它所举的两面旗帜是民主和科学。当时,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在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理论倡导下,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主张“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要排斥、反对“非人的文学”。周作人在《平民的文学》中,提出了“为人生的文学”口号,后来被“文学研学会”作家所***用。
作为鲁迅胞弟的周作人,在他一生的早期,追随兄长鲁迅,还是比较进步积极的。不要因为后期当了汉奸而全面否定他,这样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对他不公平。
纵观周作人一生,论者认为周作人身兼“叛逆”和“隐士”双重人格。他不像鲁迅那样金刚怒目,大义凛然。鲁迅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周作人则相反,生性懦弱,惧内,就因为惧内而听信日本老婆的挑唆和鲁迅分道扬镳了,就像他的文章一样,平淡冲和。他的归宿令人唏嘘,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的确不***。
这个和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陕西,河南人口众多,人文历史悠久,而且这些地方人不需要很忙碌就能解决温饱问题,就有时间去思考问题,从而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有的地方自然环境导致人们很少有时间思考,气候多变,地震海啸,洪涝旱灾等等。大部分陕西人在别人眼里"很懒",陕西这个地方干多干少结果差不多!造成人们安贫乐道的心理。这个在贾平凹的作品里体现的很明显!陕西的文物古迹能保存下来和当地的气候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别的省市现在的建筑物都时间不长,陕西古迹几百年了,还存在着,人们有怀旧的思想,物品能用就不会扔掉或者破坏。我走过其他省市大部分人喜新厌旧,也许是地理环境让物品不能长期使用。接受新事物快,对往事忘记得更快。所以陕西作家能够写出令人深思的作品,耐人寻味,别的就难了,环境造就!
这个不能说是“多为”吧?江苏也有,山东也差不多。但是真正的能让大众接受,为大众产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改变,这个可以说是“多为”河南和陕西。
我记忆~最深的应该是陕西籍作家,他们的作品影响了一代人。从柳青到路遥到贾平凹,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到贾平凹的《秦腔》等等,对那个时代影响是很大的。
第二我认为这是文化传承,中原文化和秦文化是非常灿烂的,不管是人文还是历史。
第三这两个省经历过大苦难,自然灾害频发,环境恶恋,从获奖作品中可以看出来。
谢邀。
就获奖作品来说,它遴选的作品代表着某一时期中国文学的较高水准,这一点儿是无疑的;如果说它遴选的作品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恐怕总会有几个人不服,毕竟文无第一。就获奖作家来说,一旦某人凭借某部作品摘取茅奖,往往也会有一小撮人持异议,毕竟文人相轻(主要是没骨气的作家和业余的评论家)。就奖项本身来说,其评奖程序和授奖尺度等多有诟病,客观上有遗珠之憾(错失重要作家的主要作品),但这可以理解,毕竟是人在以人的尺度评论人。总体而言,茅奖做到了相对公平,我们应该尊重它以及它的结果。
经查资料,茅奖已举办九届(1***7-2014),四年一届(自1995年第五届始),有43部作品获奖(含萧克、徐兴业两部荣誉奖,另张洁两度获奖,孙力、余小惠夫妻合著一书),说实话,大多数作品恐怕只是留下了一个名字,真正常销、畅销的作品不多,个中原因并非全然是作品生命力的问题,恐怕更多的是商业推广不够、国人不爱读书或者青少年更钟情于泛***化文字(深层原因不赘述)。
初步统计,纵观九届茅奖,就地域来说,河南获奖最多,共7人7部,分别是魏巍(河南郑州《东方》)、姚雪垠(河南邓县《李自成》)、李准(蒙古族、河南洛阳《黄河东流去》)、柳建伟(河南南阳《英雄时代》)、周大新(河南邓州《湖光山色》)、刘震云(河南新乡《一句顶一万句》)、李佩甫(河南许昌《生命册》);陕西次之,共4人4部,分别是路遥(陕西清涧《平凡的世界》)、凌力(陕西延安《少年天子》)、陈忠实(陕西西安《白鹿原》)、贾平凹(陕西商洛《秦腔》)。在茅奖的范围内看,获奖人数和作品份量权衡,河南和陕西的确难分伯仲。补充一下,山东也很嚣张,共4人4部,分别是刘白羽(山东青州《第二个太阳》)、刘玉民(山东荣成《躁动之秋》)、张炜(山东龙口《你在高原》)、莫言(山东高密《蛙》);江苏同样生猛,共5人4部半,分别是余小慧(女、江苏扬州《都市风流》与夫合著算半部)、王火(江苏如东《战争和人》)、毕飞宇(江苏兴化《推拿》)、格非(江苏丹徒《江南三部曲》)、苏童(江苏苏州《黄雀记》)。当然,统计可能有误有漏,比如作家的原籍、出生地、居住地、工作地、作品创作地等,但大体如此。
从初略的统计中可以看出,河南、陕西、山东、江苏,皆为传统文化厚重且文脉绵延之地,颇具代表意义。
先说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是地理以及文化上的“中原”核心区,有相关“中国”二字最早的记载、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记述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东都成周(洛阳)之事的何尊,上有“宅兹中国”的铭文(目前此为“中国”一词的最早来源,意为在洛阳建都,只引用主流观点不争议考古文史)。抛开上古时期未经证实的神话传说,可以说,因为夏商周(东周)三代将近1500年的存在(公元前约2070年夏立至公元前256年周亡,再减西周275年国祚),使得河南处在中华文明序列的最前端,当然后续的河南还曾经做过中国“中”。再说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因为(西)周秦汉唐等13个朝代的存在(西安1100多年建都史3100多年建城史),可以说将华夏文明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汉唐气象里所蕴藏的文治武功,更让中华民族成为了世界舞台上当仁不让的主角。那真的是一个雄壮的时代,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那个时代绽放了中华民族积蓄已久的能量,那个时代造就了一片高尚的精神领地,从而给了后世“汉家”“唐人”这样永恒的身份和无比的荣耀,给了你、我、他、我们每个人铁血的骨气和开放的胸襟,让我们可以长久地称雄于世。再说山东,孔孟之乡了不得,赫赫宗周在这里被继承,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传统”二字,孔孟贡献了内核。不要以偏概全地言必称封建糟粕、精神枷锁,我们不能以完全的现代人的眼光去评判古人或史事,那是不自信且不负责的。单说一点,如果思想领域、精神层面没有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作为正统并且后世不断丰满,我们漫长的封建社会不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伟大而坚韧的力量不会蓄藏在民间,很可能秦一世之后的汉二世会昙花一现,不会再有隋三世、唐四世至于万世(默默地给始皇帝翻个身)。最后说下江苏,这个地方我喜欢,也在南京待过两年,喜欢它主要是因为杏花烟雨的江南,它能够种进心田并且可以耐受七情六欲的翻耕。这种地域文化(苏南浙北,茅盾先生家乡浙江嘉兴桐乡也在此区域)是极其细腻柔美的,能细过柳梢的风,能腻过娇娘的唇,能柔过太湖的水,能美过少年的梦。幸好中国有这么一块不苍劲不铁血的地方,有这么一块像春衫上的绣花一样华丽丽的地方,否则我们的人文版图真是金瓯缺,我们的精神世界真是魂无魄。
为什么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多为陕西和河南(山东、江苏)人?
我想大家明白了,是因为这些地方有着厚重、绵长、热烈、纯粹的人文底蕴,这里的时空承载着很多能够生发人心、净化灵魂的东西,纯粹的东西,根本的东西。这些地方始终是要出文学大家以及有风骨有大道担当的人的(当然也会滋生民间草莽),就茅奖而言,即便[_a1***_]现在这些人也会有另外的人横空出世。好吧,再展开一些说几句,这就涉及到了国人的“传统”观念与“乡土”情怀。
所谓传统,即是人文观念和民族情感的集成。所谓乡土,是世代人心和生存空间的呼应(懒,只抛概念,纯属个人见解,不赘述,能悟则悟吧)。
关于传统观念与乡土情结,每个中国人天生具备,尤其是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的河南与陕西。看历届茅奖作品,会很清楚地看到它是比较倾向于乡土题材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俗话说“厚重的大部头”。文学是人学,文为时而作,也为史而作。从这个层面说,河南和陕西那些放眼家国、有民族情怀、观念纯正的作家的确“占了便宜”。文学是从孤独走向纯粹的路,创作即是修行(非宗教意项),能够获得茅奖实则是因为他们为中国文学做了贡献,毕竟经典的文学作品,是民族智慧的结晶,而伟大的作家,当是民族的脊梁。插一句,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观念和文学作品,用西方的理论来看是费解甚至无解的,因为越中国越传统,难亲和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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