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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记》为何被鲁迅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什么说是“绝唱”？

《史记》为何被鲁迅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什么说是“绝唱”？

谢谢你的问题。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中国“二十四史”之首，上到上古的黄帝时代，下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三千年的历史。鲁迅先生为什么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在司马迁小时候，家里人就告诉他：“孩儿，你知道我们的先祖是谁吗？”

司马迁：“不知道，但是我想我们的先祖一定是非常伟大的人。”

司马迁家人说：“我们的先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五帝之一的“颛[zhuān]顼”，这个颛[zhuān]顼是黄帝的孙子，我们的祖先是当时“天官”重黎氏。”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著名史学家，建元、元封年间任太史令、太史公。

公元前110年，司马谈临命终时拉着司马迁的手说到：“自从孔子的《春秋》以后，就再没有人将历史编制成系统的记录了。我生前很希望能够完成一部贯古通今的史书，可惜没有时间了，将来你接替我担任太史令，一定不要忘记延续我们家族的使命啊，完成我的遗愿，那我就死而无憾了。”

此时25岁（另说35岁，出生时间有争议）的司马迁泪流满面，把父亲的遗言牢记在心。

这是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是因为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运用纪传体写成得史书，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先河，为后人创设了史书的体例；时间跨度也是绝盖，从上古的黄帝，到汉武帝初年，记载了几千年的历史，何人能比。说它是“无韵之离骚”，指的是《史记》的文学成就，只有《离骚》可以和它相媲美！后人也有写史书的。但和《史记》相比，显得逊色！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年始称《史记》。《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家之绝唱”是说其历史学成就。司马迁参酌古今，创造出史书撰写的新体例。自此例一出，历代史书，尤其是二十五史，遂不能出其范围。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举凡治乱兴衰、典章制度，均分门别类，条分缕析。通史、纪传、通典、通考，纪事本末，大都导源于此。《史记》确实是集先秦及汉初之大成的私家著作。分量之大，卷帙之多，内容之富，结构之严，体制之备，均可谓空前。班固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实录”精神,又堪称绝后。

“无韵之《离骚》”是说其文学成就。司马迁著史绝非局限于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证，也不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从外部客观地观察历史，他是带着深切的痛苦去理解笔下人物的奋斗和成败，所以笔端常饱含着悲愤。尤其对布衣闾巷之人、岩穴幽隐之士和才高被抑、无可申诉者，更是写得一往情深，感同身受。司马迁在叙事中敢写事实，以致于“显暴君过”，本来已经与屈原相似；其“肆于心而为文”，也和《离骚》一致。所不同者，《离骚》是直抒胸臆，《史记》则寄于笔下的人物。《史记》近于《离骚》的那种悲愤，不一定是得之于学，恐怕主要是因为司马迁的感愤同屈原一致，甚至可以说，因为司马迁生于汉季，比屈原看到了人世间更多的不公不平，所感愤者比屈原还要深广。

总之，《史记》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文学，是文学与史学的高度统一。

司马迁其先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五帝之一的顼”(黄帝之孙)时的“天官”重黎氏。那时天官的地位十分重要而神圣,相当于执掌星相历法、医药占卜等工作的大祭司、大巫师,负有人与天沟通的特殊使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著名史学家,有志于恢复自己家族神圣而光荣的传统,在武帝时官至太史令。他去世前拉着司马迁的手说,将来你接替我为太史,一定不要忘了我想完成的事情;自从孔子的《春秋》以后,就再没有人为人间的历史作系统记录向上天汇报了,你一定要牢记我们家族的使命啊。

司马迁后来继任了太史令。受父亲的嘱托和家族使命的召唤,他开始着手整理过往的历史资料。但是没过多久,他遭遇了“李陵之祸”,由此人生发生重大逆转。

李陵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孙子,为人正直又不贪财,能为国家奋不顾身。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带领三万军队,到祁连山一带进攻匈奴右贤王。李广利才能平庸,但他的妹妹李夫人受汉武帝的宠爱,汉武帝为照顾他,命李陵带五千人马出征去分散匈奴注意力,以免李广利承受太大压力。李陵在回程中遭到匈奴八万主力大军的围攻,他率领部队竭尽死力拼杀,苦战了八天,杀敌上万人,最后弓箭用尽、粮食断炊、兵士死伤过半,而还没有等到救兵。李陵不得已之下只好暂且投降,想等待机会再回汉朝。但武帝听说此事后,认为他是真投降,把他的家眷亲属都杀掉了。司马迁与李陵本没有私交,只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武帝怀疑他为李陵辩解、意在中伤李广利,便把他下狱处以宫刑(去掉男性***的酷刑)。

司马迁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李陵之祸”的残酷打击和身受宫刑之奇耻大辱并没有摧毁他,反而使他在悲愤中燃烧起更加强烈的使命感。作为史家的他知道: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周易》,孔子遇困境而整理出《春秋》,屈原被放逐而写出《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而有《国语》,孙膑受刑成为残疾人乃有《兵法》,吕不韦被流放编成《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完成《说难》《孤愤》—他们都是心中有所郁结而难以抒发,最终才孕育出这些伟大著作的。司马迁不断用前人饱经磨难的经历来鼓励自己,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忍精神和毅力支撑了下来。他夜以继日地搜寻天下散失的旧闻,将上起轩辕黄帝、下至他身处的武帝时代的全部历史,写成八《书》、十《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的我国首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后人将之称为《史记》)。司马迁曾说,他的这部书是想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写成之后,“正本”要藏之名山(自古在名山祭天,以向上天汇报),“副本”则放在国家的首都(为人间的统治者提供指导和借鉴);这些深意和良苦用心则需要后世真正能够懂得他的人才可以理解。

东汉时代的班固在《汉书》中曾评论说,司马迁的书中人物太多、太杂了,很多都是不应该出现的,没有按照儒家经典中的圣人之言来进行取舍:他论述大道,却先说黄、老而后说儒家;他写《游侠列传),却让那些违法乱纪的奸猾之人出名;他在《货殖列传》里写那些有钱有势的大商人,则让贫贱的人感到羞耻。这些看法,是因为到了班固所处的时代,儒家经学的地位已经至高无上,而班固也不再有司马迁那种沟通“天人之际”的历史观念,他关注的范围已经完全落在人间,落在了儒家的一家之言里;所以他虽然距司马迁的时代不远,却已经不能理解太史公的心了。不仅是班固,后代的史家也基本不能再回到司马迁的世界中——如北宋时代司马光主持编成的《资治通鉴》,虽然也是一部史学上的传世经典,但正如书名所显示的,其主要目的在于为在位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借鉴——他们心中只有“人”而缺失了“天”。《史记》中还留下了很多后来失传的上古文献资料,弥足珍贵,而且叙事手法独到,文辞也极尽高妙,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鲁迅先生将《史记》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一书是司马迁蒙冤受刑后，忍辱负重，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才完成的。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为止的这段时期的历史，编写成130篇、52万字的巨大著作《史记》。

《史记》对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因此，《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出色的文学著作。在我国的史学界、文学界都享有很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