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文学理论批评观

1. 在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中为什么将王安石批判得一无是处？
2. 李清照是如何批评欧阳修、苏轼、柳永等诗词大家的？

在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中为什么将王安石批判得一无是处？

无论是不是林大师的批评，王安石在政绩上，确实不可恭维，甚至应该批判

首先，在变法上，由于当时得到了皇帝对他的政论的赏识，极力认可了他的变法主张，并且在符合了年轻皇帝的一股雄心壮志下得到了皇帝的大力支持，于是不仅在变法上急功冒进，甚至矫枉过正，而且目中无人，特别恶劣的是，接着变法，极排挤异党之能事！

我曾经看过一本现代的游记，大部分讲的是江南一些城市的游记，当谈到南京的玄武湖时，特别提到了“现在的玄武湖比宋初时小太多了”，究其原因，竟然是因为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被外放，担任南京地区的长官，他为了做政绩，竟然强行命令把玄武湖的大部分地区开为耕地，而玄武湖本来就是低洼地势，一场连天的暴雨，好不容易种上的庄稼全部淹没在汪洋泽国之中。。。。。。（该书的作者也引经据典来说明这个故事的哦）

以上，不喜勿喷

既然是苏轼的传记，当然一般是站在苏轼的立场上的。对他的文学高度赞扬，对他的政治不如意而不平。

同样都是唐宋八大家，苏轼和王安石在政治上是死对头。

但不可否认的是，王安石的变法还是有很积极意义的。

也正是因为这，苏轼才一路被贬。但这也成就了他豁达的人生。他的政治能力不如文学造诣。

一蓑烟雨任平生，谁怕？也无风雨也无晴。

羽化而登仙。…

历史上对王安石变法也有褒有贬，看法不一。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救亡图存的需要，仁人志士们又重新审视王安石变法，认为其大有可取之处，这种思想一直留传到今。林语堂作为一位近现代的作家，因其作品个人风格很强，此人又极富商业头脑，其文章率性，活泼，丰富，有趣，又多了几分别样幽默和另类，因此，他在文坛上的地位饱受争议。从此书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东坡居士可以说是崇拜之极，是因其本人对于东坡境界的极其向往，再本人与东坡又有几分神似，故写作时多站在东坡的角度思考问题，为其鸣不平，再加上故事的主角又是东坡，我们在看时自然也站在东坡的立场，故对王的看法自然有失公允，而中学教科书是国家编写具有一定政治背景，和教育的想法，故因此编写。而对于王安石变法，我们无论怎样评价，磨灭不了的一点——他那种真心为国，为理想奋不顾身的精神是更重要的。至于牺牲了一些人，站在国家的角度上（不管是好是坏），都是微不足道的（或许王也曾意识到书中所提问题，但他可能认为利大于弊吧）。孔子当年不是为了在鲁国推行政策，也杀了和自己政见不合的对头吗？相比，王安石算好一点点啦！我们领略一下即可啦！

李清照是如何批评欧阳修、苏轼、柳永等诗词大家的？

李清照，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李清照对欧阳修、苏轼、柳永等人的评价主要集中在《词论》中。《词论》是李清照所著的一篇关于词的专论文章，创作的年代推断为南渡之前所作。李清照在《词论》一文中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强调了词与诗的分野，强调词配合词牌所对应的曲调演唱的重要性，并在《词论》一文中通过对先前各家的评价中，系统的阐述了优秀词作的标准。

那么，《词论》中，李清照是如何点评各个诗词大家的呢？我直接摘取《词论》中的原文进行翻译如下。

句子虽然很奇特、很优美，但是要灭亡的国家所唱出来的歌声也带着很深的哀伤，就不能算曲子词中的上品了。

柳永的词虽然非常适合于音律，但词句却俗不可耐。

他们学究天人，填这些小歌词，应该就象是拿着葫芦做的瓢去大海里取水一样容易，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细细琢磨他们的词，句子都嫌雕琢得不够。而且他们的词又往往不协音律，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诗和文章只分平仄，但词却要分五音（宫商角徽羽），又分五声（阴平、阳平、上、去、入），又分六律（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还要分发音的清、浊、轻、重。

他们的文章有西汉时风格，但如果他们作词，只怕会让人笑倒，因为这样的词读不下去。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词别是一家，但知道的人却不多。后来晏叔原（晏几道）、贺方回（贺铸）、秦少游（秦观）、黄鲁直（黄庭坚）一出，才得词中三味。

晏几道的词短于铺叙，贺铸的词短于用典。

秦观的词却致力于婉约、情深一片，词中却少了实际的东西，就象一个贫穷人家的美女，虽然长得很漂亮，打扮也很时尚，但骨子里却始终缺乏那种与生俱来的富贵气态。

黄庭坚的词内容倒是充实，却有些小毛病，就象一块美玉，却有些斑点，所以价值自然要打些折扣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下《词论》，里面说的很清楚！当然了，这也仅是李清照一家之言，还需要大家自己分辨才好！

李清照作为千古第一才女，诗大气纵横，词婉约精奇。

而她的人生和诗词风格以赵宋王朝南逃作为分界点，前半生语言清新自然,欢快美满,偶有闲愁点缀；靖康之变后伴随着生活的颠沛流离,主要书写苍凉人生,抒发对故乡故国的怀念。

而《词论》作于南渡前，这一时期，李清照自身文学风格虽没有大的感情波动，但是已经日趋成熟，对词作有了比较完整的、成熟的看法。除了和她同期的宋词三巨头之一的周邦彦之外，她将她前面的词人评了个遍。谈宋词却不谈周邦彦，是没有道理的事情。

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当世不论”，另一个是李清照夫家与周邦彦政治上的不合，导致《词论》没有讨论周邦彦的作品，实际上把掌管“大晟府”的“词中老杜”周***排除在外，整个《词论》的格局是差了一点的。

李清照确实是对欧阳修、苏轼、柳永做出了批评。不单只这几位名家，基本上没有词人躲开了她的批评。由于李清照本身的词风走的晏欧派，缺乏眼光向外的视野，对苏轼等人在词史上的作用不像我们后来人的上帝视角看得清楚，所以也有一些局限性。所以有人说她：“多有妄评诸公……”

以上按下不表，我们只[_a***_]，看她是如何批评欧阳修、苏轼、柳永的。

她的《词论》是按时间先后对诸位词人发表评论的，那么北宋初第一位重要词人自然是“奉旨填词柳三变”了。

这里指出了柳永于宋词的最大成就，“变旧声作新声”，实际上就是指柳永对原来的小令格式的词牌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充，为后来周邦彦长调的确立做出了开创性的奠基。同时指出柳永的词大行于世，而柳永作为一个会作词的音乐家，他的作品是非常合音律的，但是由于他作品的花街柳巷的属性，“词语尘下”——作品格调不高。

其实格调不高并不单是柳永的词，词作为“诗余”，初期本身的功用就区别于诗的高大上，在市井中盛行，是无法写得太高雅，否则如何能做到“凡有井水处，便能歌柳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