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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学与新月文学流派的辩论

  1. 当年鲁迅和梁实秋论战的实质是什么?

当年鲁迅梁实秋论战的实质是什么

很简单,可能论战过程可以写几百万几千万字,不过实质应该就一个

文学艺术,到底是“平民”的还是“贵族”的?

用大白话说,鲁迅先生标准是,能基本正确的表达你的思想,大概就能算一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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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先生的观点,作家哪是什么人都可以当的?很复杂,按这个思路,当今中国99%的作家,直接变成“伪作家”。

官方名称好像是“普罗文学”与“贵族文学”,争议的焦点,文学的本质属性,“文学的服务对象”。

个人认为,文学只要上升到艺术的高度,注定只能是金字塔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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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怎么看?

任何文学都要和时代紧蜜联系,抛开历史评价文学,是不懂文学的真谛的。鲁迅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华民族水深火热的时代,所以凡有良心的时代精英,都把拯救国家民族做为目标,而对那些所谓纯文学便学家痛恨,怒其不争。所以当年黎晶辉的歌曲被骂作靡靡之音,是卖国歌曲。因它起到了麻痹作用,让國人失去斗志。如果放到现在唱,就不会有人骂了。因时代不同了。所以鲁迅的伟大,在那个时代是无与伦比的。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以1930年为中心,持续了8年之久,其中涉及面非常广,有翻译之争、批评之争、文学人性论之争,文学阶级性之争等等。从表面来看,鲁梁的论争是文人的意气相争,其实从两人对立的观点和立场来看那些"相互攻歼"的文章,就会发现这场论战的实质早已不是个人之间的争吵,其背后映射了中国30年代两个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精英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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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中国著名散文家翻译家,1927年刚从美国归来不久的梁实秋在《晨报副刊》上刊登了《卢梭女子教育》一文,文章从女子教育出发,实则批评了卢梭的浪漫主义思想,其实主要是梁实秋发泄了对卢梭注重个人情感的浪漫主义的不满,但一向对政治敏感的鲁迅立刻察觉出这篇文章中梁实秋的思想政治倾向,于是在《语丝》上发表了《卢梭与胃口》一文予以反击。

从最初的交锋中,双方最开始都还客气的立足于学术的讨论,即便是言辞犀利的鲁迅,此时的着力点也未脱离对卢梭人性论的讨论,对梁实秋的讽刺远未到人生攻击的地步,只是对于他所推崇的白璧德的理论称之为"财神的艺术"、"拜金艺术"罢了。

对于这一场为"爱豆(卢梭)"而战的互撕现场,鲁梁之争中最后以鲁迅理论的严谨和完整,语言的讽刺性获得胜利,但却为后续的论争升级埋下了导火线。

左翼文***动的开始,由于文学理论知识的不足,鲁迅在坚持翻译的"有用性""现实性"的基础上,对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等著作进行了"硬译"

鲁迅认为自已的翻译是为了"自己一些不图'爽快'的人",但梁实秋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毫不客气地指出:"译书的第一条件是要令人看得懂"、"硬译不见得保留了'原来精悍的语气'"。

鲁迅当即撰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来反击,认为译文的风格作品本身有关,自己的作品不是为了***大众,而是为了需要的人,原文大意与语句通顺相矛盾时,宁可取原文大意不偏离而舍弃语句的优美通顺。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一开始只是文人之间的笔战,是对同一问题发表相反的观点。

导火索是梁实秋一篇名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在文中梁对卢梭进行了批判,并发表了自己对女子教育问题的看法。作为卢梭的推崇者,鲁迅对此自然感到不满,于是作文《卢梭与胃口》进行反驳。从这里开始,二人开始了来来往往的争论,从教育到文学,再到翻译、批评等许多方面,涉及文学理念、人性观、阶级性等等问题。

虽然两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但终归还属于文人之间的笔墨战争,和今天互联网上两个大V对骂没太大区别。把事情引向另一个本质的是冯乃超的一篇《阶级社会的艺术》。

冯乃超

梁实秋是新月派作家,信仰自由主义,主张文学是超功利的自我表达,是灵魂和美的诠释,以健康和尊严为原则,坚持贵族式的纯文学立场,反对把文学作为阶级和政治的工具。这种观点直接与左翼文学相对立,因此常常被左翼作家攻击为资产阶级的、妥协的、***的、落伍的文学。冯乃超作为左翼文学理论家、***党员,必然是反感梁实秋等人的。于是在其文章中送给了梁一顶“资本家的走狗”的帽子。

梁实秋看到以后立马动笔进行了反击,他写到:“《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梁实秋的这段话极为老辣,不仅利用冯乃超批判的虚弱处给自己解了套,更揭了左翼文学特别是左联的老底儿。

作为左联的旗帜和领袖,鲁迅不可能也无法对此置之不理。所以他再次提起笔来,在“资本家的走狗”上添了两个词,变成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并用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将这顶帽子紧紧套在了梁实秋的脑袋上:“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到这里,鲁梁之争就变成了一种政治论战而与文学没有什么真正关系了。应该说,这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对立,也是文学之外的势力对文学产生的干扰。就鲁迅和梁实秋本人而言,其实都未必有多强烈的政治归属和政治目的,更多的还是裹挟在政治现实中的书生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