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期,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提倡“平民文学”,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学的启蒙作用。在《人的文学》中,其核心思想为人道主义,而这里的人道主义更多的则是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从这种人道主义出发,提出了建立人的理想生活,重视文学表现人道主义的重要性;表述了对人的个体自由最充分的尊重,并将文学界定在最具人性和个人性的命题上。
“五四”新文学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产物,周作人的文学观的核心是人道主义,而其两冀分别是个性主义和博爱主义,他以西方的人道主义为新文学的哲学基础,把个性的人道主义与博爱的人道主义二者结合为一体,形成个性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但在综合的过程中,个性主义的成分更为浓重。周作人之所以把利人利己结合起来,是因为他认为在中国根本缺乏的是“人”的存在,爱人者和被爱者都没有自觉,因此即使主张仁、义、礼、智、信,也绝不可能在中国真正实现。因此他选择西方的人道主义作为中国新文学哲学基础,最终仍是为了满足反封建的思想要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名义上是谈文学,实际上充满了有关人的历史哲学思辨色彩,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确立了“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概念,在文学史和思想史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如果我们以隔了一个世纪的文学观去观周作人20世纪初提出的“人的文学”观,也许会觉得他所揭示和阐释的只不过是现代文学所应具备的基本品质。但在当时那样一个有着从来不把人当作人的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古老国度,“人的文学”无疑是一盏明灯,为刚刚从黑暗中醒来不久的中国文学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尽管步履蹒跚,每迈出一步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但却始终向世界文学的行列迈进,使中国新文学首次具有了与世界文学相近的基本观念。毫无疑问,这是周作人对中国新文学最大的贡献之一,“五四”时期也是周作人风雨波折的一生中最富光彩和生命力的一段光辉岁月。
评价一个人,中国有句古话:"知人论世”。即把评价一个人必须要和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可以理解为“论世以知人”。
周作人所处的历史时代是“五四”时期。众所周知,“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兴起。它所举的两面旗帜是民主和科学。当时,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在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理论倡导下,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主张“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要排斥、反对“非人的文学”。周作人在《平民的文学》中,提出了“为人生的文学”口号,后来被“文学研学会”作家所***用。
作为鲁迅胞弟的周作人,在他一生的早期,追随兄长鲁迅,还是比较进步积极的。不要因为后期当了汉奸而全面否定他,这样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对他不公平。
纵观周作人一生,论者认为周作人身兼“叛逆”和“隐士”双重人格。他不像鲁迅那样金刚怒目,大义凛然。鲁迅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周作人则相反,生性懦弱,惧内,就因为惧内而听信日本老婆的挑唆和鲁迅分道扬镳了,就像他的文章一样,平淡冲和。他的归宿令人唏嘘,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的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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