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很像记实性文学作品,虽然司马迁一本正经地表示对搞不准的问题***取了存疑的态度,但他多数情况下并未“存疑”,《史记》缺乏史书的严谨性。比如对“老子”,司马迁明明搞不清谁是老子,有几个老子,此老子生于何时没于何时,却仍能编排出老子告诉孔子的一番话,也能编排出孔子评价老子的一番话。
以前,我对《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深信不疑”,认为《史记》是第一部大部头的正史,不容质疑,但在学术研究实践中这个理解被彻底颠覆了。 我在释《左传》《论语》《道德经》《孟子》和《史记·孔子世家》《史记·仲尼***列传》《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过程中发现了太多问题,我在相关研究中分别提出了质疑,可以从我发表的文章中找到,在这里不赘述。
《左传》是早于《史记》的史书,但在《左传》中出现的史实,《史记》中的记录大相径庭。就这一点来看,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并未尊重史实。
《史记》虽是一部史书,但它的文学地位不可撼动,鲁迅称它为“无韵之离骚”并非妄言。能把史写成文学作品一样耐读足见司马迁的功力。比如我的熟悉的《鸿门宴》故事,写得十分的精***,人物生动形象,语言对话逼真,好像作者就在现场。但是史毕竟是史。文学作品可以虚构,史不能搀***。《史记》出现二千一百多年,《史记》面世以来,众多学者挑出了它在史实上相当多的毛病,考古的一些发现也否定了《史记》的一些误记。至少可以说,《史记》对先秦历史的记载错误太多。从这个角度说,“史家之绝唱”名不副实。
司马迁制造了一些历史英雄,也制造了一些历史冤案。我很佩服司马迁的文字功夫,作***煞有介事,振振有词。完全可以这样断言,《史记》中涉及先秦的历史多不足信,权当故事听而已。
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读《史记》的先秦史取此态度可矣。
司马迁写作《史记》,其实和一般历史著作的写作是一样的,他不可能追求绝对的真实,而只追求符合历史的逻辑。所以有很多涉及历史人物的私密行为,司马迁是以一种拟写的态度去写的,他表达的是一种相对真实。而且《史记》中这样的内容并不多,多数情况下,司马迁是以引用历史资料加以一定改写,有时还将相互矛盾的资料全部保存下来,以供读者参考,例如他在《老子列传》中就写了三个可能的老子,尽管他本人是相信第一个是真正的老子,也就是《道德经》的作者。
司马迁写史记,并不是完全实写,历史上的大***加上自己的想像,尤其是人物的对话,几乎是想像和推断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史记才显得生动有趣,所以严格的讲,史记是一部(有关历史的故事),既然是故事,虚构的越生动就越有趣味。
正如鲁迅先生评价的那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不仅仅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就在于其中夹杂了大量的细节描写。当然这些细节并不是凭空杜撰,是司马迁依据史料、史实进行的一些推测和大胆的***设。
我在看《韩非子》的时候发现,韩飞也是个善于用故事来说理的人物。在他的著述中有大量的故事,里面涉及到了很多人和事。我相信没有哪部史书和史料会把事情记得那么详细,分析的那么透彻,这正是韩非子作为法家大师的能力之所在。
再看《三国志》、《汉书》、《后汉书》和《资治通鉴》的时候,我发现如果单从可读性来讲,这几部书尽管也是史学巨著,但却远远不能和《史记》相提并论。《史记》是那种闲下来时就可以拿上翻看,且能读的津津有味的书籍。而《资治通鉴》和其他一些书读起来有些晦涩难懂,很多史实尽管写得十分的精确准确,但却提不起人的兴趣。
比如《资治通鉴》和《史记》中,同样写到荆轲刺秦王的桥段,《资治通鉴》的侧重点在写大局,权谋和当局者的分析,而《史记》则侧重于过程、细节和人物感情变化的描写。两位作者的立意不同,司马迁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服务的对象是所有人而不仅仅限于统治者。而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是为了“鉴往事有资于治道”,为了帝王吸取经验教训。
服务的对象不同,写出来的东西自然迥异,大众是需要听故事的,是需要有想象的空间的,将大道理和权谋之术,把很多事情写的那么死板,怎么可能有人喜欢去读呢?在我看来,正是由于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运用了大量的人物对话描写,才让那一个个尘封在历史中的人物变得活灵活现,生动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我记住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记住了“大丈夫应当如此”的刘邦,记住了“刚毅能断”的吕雉,记住了“奇计百出”的陈平,记住了“战无不胜”的韩信,记住了“矢志不渝、不忘初心”的司马迁。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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