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情感说的是什么

1. 常说‘诗言志、诗言情’，更有’情志说‘，你们如何理解？

常说‘诗言志、诗言情’，更有’情志说‘，你们如何理解？

诗言志”中的“志”本包括思想、情感两方面，但在其流传后世的过程中，随着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历代文人为了“尊儒”而逐渐抛弃“志”中包含的情感部分，歪曲地将“志”解释为合乎礼教规范的思想，而把情作为正教对立的“私情”，这就产生了我国文学批评中“言志”与“言情”的对立。照此理解，“诗言志”就只能说成“诗用来表达合乎儒家礼教的思想”了。

而“诗缘情”既可以说成“诗因情感而发”，亦可理解为“诗用来抒***感”，只不过，这里的“情”不再是“思想感情”，而只被认为是“私情”。《毛诗序》：“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明明是缘情而发，却偏要“止乎礼义”，不符合“礼义”，即使真情实感也是“私情”；能够“止乎礼义”，“情”也变成了“志”，受到赞赏，这就过分夸大了礼义的作用，使诗这种文学作品沦为儒家“礼治”的统治工具，从而削弱了诗抒情的特点。这样，原本在意思上相同一致的“诗言志”与“诗缘情”，由于后代文人理解的偏颇而被分隔，被人为地对立起来，“诗言志”专指以诗表达符合礼教的正统观念；“诗缘情”被狭隘地理解成以诗抒发“私情”，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综上所述，“诗言志”与“诗缘情”“情志说”三者最初的含义大致是相同的，后来由于历史的发展、儒教正统地位的确立及人为的原因，两者的意思逐渐缩小并互相对立起来。我们既要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双要认识他们之间的相同与不同，才能辩证而不是片面地理解其内容和意义。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在《文赋》中用两句话提示了诗主情、赋体物的特点，它和儒家传统的“言志”说也是背道而驰的，这反映了文学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摆脱经学束缚。

“言志”与“言情”“情志是不同的创作道路。而诗中的对仗句式对我们的思维训练也很有意义，相比词来讲，更有难度。我认为诗也可以言情，当然那更需要一些境界了。

“诗言志”最早出自《尚书·尧典》，是舜在“命夔典乐”时所说的，其含义偏指思想、抱负和志向。这在古代诗歌创作中有鲜明的体现，大部分诗作中所描述的志向与抱负，多是为天下，是为公，即一般都和社会、国家、民生等宏大主题挂钩。毋庸置疑，这其实是经过历朝历代主流价值观自觉选择的结果。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毛诗序》中，已有明确的“志情并举”提法，其“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句，已指出了诗歌抒发人思想感情的本质特征。不过其中也多处渗透着儒家“诗教”的政治***观点。对此，有学者指出，《毛诗序》中的“政治教化”思想很可能是后人为“符合时宜”所改造之作。这是很可能发生的。

其实，即便是对“诗言志”的提法，后世者也多有断章取义之嫌，仅取“志向”一层意思大肆发挥，尤其是“大志向”。其实，“志向”的范围，还包括“吃饱穿暖”之类的小事。只不过古代掌握知识的阶层，大多不为此类小事所困罢了。当然，便是有此类困扰，也羞于将之写在诗歌中，故诗歌创作更倾向于“立大志”、“为国为民”。

“诗缘情”的完整提法出自西晋陆机的《文赋》，它指出诗歌创作是来自抒情的需要。实际上，这并不是陆机首创，早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中就有体现。该说法的原文如下：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其实，在诗歌创作中，主题的“宏大”与“微观”或“个体”，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尽管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诗歌创作曾不同程度地提倡要反映社会现实、国家政治得失等宏大主题，但基本上还是“情”与“志”并存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