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有史官,以司典籍”,语出《后汉书·班彪列传》“讥正前史得失略论”,清严可均《全后汉文》题作《史记论》。这一篇在后代看来语出平常,但从史学史视角来看,其应为我国现存的第一篇系统的史学史论文。文中以当时的认知论述了自上古以至于汉的史学发展情况,但对于史官缘何产生,没有论及。后来史官建置则更不是他所能及的。对于前者,不能说是他的疏忽:时光轮转,古代的一些事情,在当日为常识日用,于现代人却如蒙昧谜团,是经见的。也由此可以看到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一些裂痕!对一些重要的命题,在文化自觉的过程中,是必须要探究的内容。所幸典籍俱在,脉络可寻。
关于史官缘起,及历代史官建置源流这两个问题,在任何一部史学史著作中都有清晰的论述,限于篇幅,在这里主要简略的说一下个人的看法。
总体上来说,史官出于政,然后衍生为学。因此,对于史官缘起这一点,首先要理解史官的职能。
所谓“史”,执策记事是本义,藏往知来是史职。“藏往”是本,“知来”是用。
周官五史,俱主文献,然而执掌文献是“藏”,记述往古也是“藏”。可与比拟的,如个体的记忆力,在心理学上,记忆力为“识记、保持、再认识和重现客观事物所反映的内容和经验的能力”。是测评个体智力的重要指标。而史官的诞生,则可以说为一个族群建设了强大的记忆力,并逐渐丰富为完备的知识库。
中华文明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早熟的文明,可以说,在其生成及成长过程中,史官制度的存在,功莫大焉。
故而,纵然抛却传说记载,按以上所述推论:中国史官的源流,与中华文明史的发展应是同步的。
至于中国古代史官主要职能的演变,以汉代为分界,经历了“天官”和“著作”(曹魏始设著作郎)两个发展阶段,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说的就是这两方面。
前者指向天地变化,主要用于指导生产生活;后者指向人事,用于塑造社会政治,影响人生进退!
在汉以后的正史中,天官学仅蜷缩在律历、天文、五行诸志。所谓天道远,人道迩,这也是人事渐繁的必然结果。另外,自颛顼绝地天通以来,由此所形成的由帝王独家为天代言的政治传统,也促成了天官学的式微!由此成为专门,从汉代的太史令到清代的钦天监,就是如此。
说不上来,知识欠缺。
看了这段视频,大概就能解释“史官”的由来和职责了。
这个好像是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的独一无二的历史现象。东亚和西方也有,但他们,或者是较晚的、是向中国学着做的,或者是没有这么提前的、主动的意识的。——当然,这方面本人了解不多,只是一点浅表认识,所以大可商榷。
《道德经》的作者老子,(老聃?李耳?),就是周朝(应该是东周)的史官。
因为他借职务之便可以接触翻阅很多很多的典籍,而那个时候的典籍,估计都是写得高度精炼、浓缩的,让你看了既能了解整个事实又能充分展开想象,所以老子有条件终其一生都在精神世界中无拘无束地遨游。
他就是个最典型的“司典籍”的史官。
人类自创造了文字以来,在祭祀中就出现了专门负责文字收集整理的人员,最初的史官大致就是由此演化而来,他们负责收集朝庭和民间留传下来的各种文字材料,编辑成册。让人类的历史得以传承,并为统治者提供信息***和经验教训。随着人类不断进化,思想水平不断提高,对知识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历代积累下来的文字资料也越来越多,就出现了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官员。那时从事这项工作的官员地位是很低下的,相传老子就是从事书籍管理的下级官员。那时的统治者更多关注的是物质财富的掠夺,对文字书籍等精神领域的管辖并不是十分严格,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出现许多专门从事思想研究的学者,他们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思想,涌现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特别是春秋时代,真是百花齐放,百子争鸣,人们的思想非常活跃,奔走于各个城邦宣传说教,逐渐形成了几大派别:道家、儒家、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他们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并将自己的学说用文字记录下来,这就形成了最初的史书。
[免责声明]本文来源于网络,不代表本站立场,如转载内容涉及版权等问题,请联系邮箱:83115484@qq.com,我们会予以删除相关文章,保证您的权利。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tianjinpw.com/post/230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