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八百年间的中国哲学,一般称宋明理学。这里面有程朱理学,程就是二程(两兄弟,程颢、程颐),或程子,朱当然是朱熹。与之相对应的,是陆王心学。陆是陆九渊,与朱熹同时代的思想家,王自然是王阳明。当然,还有其它学派,但最有名的还是这两家。
为什么程朱哲学称为理学,是因为他们认为“性即理”,《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里如果解释,那要很长的篇幅,不讲了。
陆王心学,很容易理解,因为心学认为“心即理”。其实,王阳明讲的心,与朱熹讲的心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问题, “性即理”与“心即理”,不就是对“理”的不同解释,怎么就产生了两大派别。一个哲学体系,它肯定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然后从这个概念出发,建立整个哲学体系。因为这“理”这个概念太重要了,它是两派哲学的逻辑起点。
再说一句,二程是有差别的。程颢,也称大程子,其思想体系与王阳明的更接近。
这要看思考角度。王守仁是十五世纪的大师。虽然当时大儒们认为阳明先生离经叛道。但就儒家继承和当时社会文化,以及这样的文化产生的制度来看。心学,不论在徐阶斗严嵩,还是张居正吏治改革(变法),都是术。也就是说如果把心学放在儒家继承条线上,那么心学确实发端于朱程理学。
这里取一段王守仁对心即理的看法,一朵花在那里,当你看到了那朵花,那朵花就明亮起来。所以,不论看没看到花,花就在那里绽放。只是你看到了,所以看到花的人,认为他看到了花,花就驻在了内心。看!这是明显的经验论。这与两百年后休谟对知识的看法惊人相似。(有兴趣可以看看《人性论》中关于知识的定义)。
可惜当时中国,没有类似康德这样的***站出来,用《纯理性批判》来反证知识体系;也没有中国的亚当斯密,因为《人性论》,写出《国富论》。
西方也正是这时(十八世纪)开始,生发经典哲学,建立了属于工商为主的文化基础,从而建立全面超越农业文明的工商业社会制度。
所以,当你如果把王守仁的心学,当先验知识体系起点。那么心学就不在朱程理学范畴里。只是中国的血缘文化和君权专制制度,彻底闭塞了中国工商业社会的发展。
所以,到今天为止,中国不得不抛弃传统的,初级的辩证法。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来“武装”。
非专业人士容易对这个问题产生误解。但是在专门研究宋明理学的人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毫无疑问的。
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一脉,理所当然是属于程朱理学的范畴。
我们首先需要区分的是狭义的理学和狭义的心学。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理学的最高范畴是“理”,往往认为“性即理”。心学的最高范畴是“心”,认为“心即理”。稍微细心一点的读者都可以看出:他们最高范畴的归属都是要到“理”上面来,只是方式不一样。
二者的不同按照朱熹的理解来说:是尊德性和道问学二者孰为根本,哪个优先的问题。朱熹认为要格物、致知、穷理、尽心、知性、知天,从研究外物上来通达天理。陆九渊和王阳明就不一样,他们认为要“先立乎其大”,要把这一颗心的道德属性充分高扬,然后应用在万事万物之上。
其实这二者都没有过错,但都有所偏失。这二者就好像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六祖惠能和神秀的争论,也就是所谓的顿渐之争。惠能主张“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要在心上下功夫,使杂染归于清净,我始终认为慧能的这个说法启发了王阳明。神秀所言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又和朱熹所讲的格物致知多么相似!
其实最正确的方法就是二者结合起来。《中庸》里面本来就是讲的“尊德性而道问学”,就是把二者并列然后再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张载在“自明诚”和“自诚明”分歧当中就已经揭示了出来,“自明而诚”就是朱熹的理学,“自诚而明”就是陆王的心学。然而真正正确的,就像张载所说的那样,是:“诚明两进”。
最后还要补充说明最重要的一点:二程兄弟中,程颢开了心学一脉,程颐开了朱熹一脉。
所谓的程朱理学,本来就内在地包含了陆王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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