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变形记》是一部残忍的***。故事表面显得十分荒诞,但实际却真实地反映了很多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无奈与悲哀。如果说主人公的变形还只是形体上的变形,那么那些形体依然完好的人却是心理在变形、人性在变形。卡夫卡以高超的写作技巧和深邃的思想高度让这个扭曲的世界中的扭曲的灵魂得到了全面的展现。
卡夫卡作为20最初现代主义的先驱,被许多流派和思潮视为自己的鼻祖,其早于时代许多的荒谬、悖论、梦幻和变形艺术手段与风格,在《变形记》中有着最准确和精致的体现。
主人公格里高利一早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大甲虫,当他想翻一个身时却看到了自己的许多触角,如一场噩梦般无比荒谬的现实,而更加荒谬的是当他变成大甲虫之后首先思考的事情不是惊恐于这荒谬的现实、不是急于就医,而是今天早上该如何上班,对父亲、母亲、妹妹的赡养责任该怎么办,他回忆起了平时总是躺在躺椅里衰弱的父亲,温和软弱的母亲,和唯一能谈心、感觉真正关心着自己的妹妹的日常生活,而唯独没有想到自己。在无比荒谬的境遇下,却正常地思考着的格里高利,恰恰映衬出了荒谬的现实——人被异化成了人格,他是儿子、哥哥、家庭的经济来源、旅行社公司的社员,却不是他自己,没有自我。
昆德拉曾非常独到地分析过主人公的变形机制,“就格里高尔这只甲虫式的人物而言,总的说来是超自然,超现实的人物,也就是非现实的,但就他所生活的环境而言,就他周围的社会关系而言,则又都是现实的,是一定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格里高利变成大甲虫后,丧失了工作能力,和家人的关系间则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一开始,全家人悉心照顾着这只甲
虫,妈妈亲自给他收拾屋子,妹妹亲自送上饭菜。可是不久,他就遭到了全家人的嫌弃。
父亲用苹果连续轰炸他,使他血流不止;妹妹不再给哥哥规规矩矩地送饭,而是用脚把
饭菜踢进去,再后来就不屑于给他送饭了,而且最后首先提出抛弃哥哥的竟然也是和哥哥最要好的妹妹。最终家人联手把格里高尔逼走,他用死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但他的离世并没有换来家人的同情和关爱,他们反而都去郊游了。在变形的境遇下,格里高利越是想对家庭承担责任、和家人靠近,越遭到家庭的躲避和冷遇的悖谬,也是卡夫卡首先独特的风格。
(西班牙版本《变形记》
(日本版《变形记》)
回看百年来《变形记》的评论和解读,笔者的感觉就如同《审判》中与神父探讨了《在法的门前》的种种意见之后约瑟夫·K的感觉:这些意见令人“疲倦”,他“无法仔细考虑从这个故事中引出的所有结论”,“那简单的故事逐渐变得模糊了,他想要摆脱它的缠绕”。[1](P177)在某种意义上,置身于由卡夫卡的作品滋生出来的“卡夫卡学术”,很像是卡夫卡作品里的人物被作品本身的叙述活动所纠缠。
提起卡夫卡的《变形记》,相信对于西方文学稍有了解的读者都不会陌生。对于大部分中国的读者来说,《变形记》是他们对于卡夫卡的第一次(也可能是完整)的认识。诚然,作为卡夫卡流传最广的作品,《变形记》一直被认为是作者的巅峰之作,也是西方文学史上少有的精品。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的鉴赏(甚至包括许多名家)将《变形记》解读为作者卡夫卡对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的巨大控诉。
从学术史角度看,或可认为,沃尔夫先生有意无意地挑明了“文学解读成为日常忧虑”问题。对《变形记》解读史的回顾不妨从他开始。他可以说就是后世为数众多的卡夫卡学者的原型或先导,预示了那些如传记家施塔赫所说的“倾泻到他(卡夫卡)身后作品的东拉西扯的庞大的话语波涛”的出现:“即便最成功的作家,就其作品接受情形而言,开端往往就是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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