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8 年发表的论文《什么是文学》中萨特集中阐释了其存在主义文学观,在论述自己对于文学本质的思考的同时也指出1947 年法国作家的处境,从一般到特殊全面系统地阐明其文论主张。
由于萨特强调写作是一种介入,因而他的存在主义文学观往往也被称为“介入文学观”,这种观点主要强调了以下三点内容:
在文章开头萨特首先回答了“文学的社会功能”这一问题,在萨特看来文学不应只是停留在单纯描述现实世界的层面上,而应该是“以未来的名义对现在的审判”,文学应该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在揭露社会的同时又变革社会,在把握现实世界的运动中去超越现实世界,文学应该是一种更深意义上的介入,一种自觉承担整个社会的行为。
谓“介入”是指作家、哲学家、艺术家等对20 世纪社会、政治问题的公开表态和干预。文学介入的目的是为了保卫自由,为争取自由而斗争。萨特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大量存在不自由、异化的现象,因此认为文学的介入社会生活应该揭露和批判不合理、不正义的现象,发挥社会批评的作用,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
自由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首要原则,也是其存在主义文学观的最高原则,萨特关于美和艺术的考察,总是和占据他全部思想核心的“自由”相联系着的,或者是围绕着自由进行的。
萨特本人也曾旗帜鲜明地指出“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可以说,萨特的文学观紧紧围绕着自由,从自由出发,最后又落脚于自由。
在萨特看来写作是作者对于读者自由的召唤,其中存在着作者与读者的辩证关系。因为写作中同时包含着创作行动和阅读行动,两者辩证地相互依存,而这两个相关联的行动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施动者即在写作中存在作者与读者的辩证关系。
只有通过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努力才能创造出艺术作品,不存在为自己的写作,一切写作都是为了别人,也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作品的出现,即“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
虽然作者是自由的个体,作者的写作不论是题材还是对象都是自由的,但是作家在创作时又受到各种制约,他的自由是有所遮蔽的,作者和读者共同追求的自由“没有定性,它是在一个历史处境中争取到的”。
因此在谈论为谁写作的问题时,萨特指明由于作者和读者的历史性决定作品具有时效性,而作者和读者的自由是一种境遇中的自由,不能离开具体境遇来谈论。
萨特是法国战后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哲学著作有《想象》、《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和《方法论若干问题》,这些著作已成为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哲学思想
发展变化的重要思想资料,与此同时,萨特还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文学家、戏剧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评论家,这位早在青年时代就给自己立下“我要同时成为斯宾诺莎和司汤达”人生目标的小个子,尽管自幼丧父,生活艰难,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却才华横溢,异常勤奋,与他的声望极不相称的是,他的物质生活极其简陋粗淡,在人们眼里,这位天才无异于一部精密的思想机器与写作机器,而他的存在主义文论代表作《什么是文学》作为他的存在主义在文学艺术理论上的必然反映,也是他的存在主义创作论与美学观的直接表述,这篇文章思辨深邃,体验深刻,逻辑清晰,感情真挚,耐人寻味,引人深思,限于篇幅,笔者仅择取了文中“为什么写作”展开论述,作为我对萨特提出问题的回应,我们为什么写作?因为,一个人心底的召唤,乃是另一个人眼里的等待,恰如我正在写作的这篇文章。 为什么写作?萨特的回答是,为了自由而写作。那么,何谓自由?为什么要为了自由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写作?如果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政治、宗教、经济等种种别的目的而写作是否可行且又能历久弥新、历久弥远?萨特的回答是,为自由而写作,是为了召唤读者,以柔和而强大的力量悄然引导读者,在逐渐满足读者的期待心理之后——即使这种满足是有限度的甚至是有落差的——让读者自己感到实现了充分的自由从而心甘情愿地奉献出读者自己的全部身心,在作者的带领下完成一个哪怕明知是轻信的自由之梦,在这个梦里,读者得到了真正的释放与满足,因为作者给了他一个合理的审美距离,作者深切地理解他、同情他、懂得他,作者没有强制性地代替读者思考和体验,相反,他只是把他的感受作为一个引子,把这个瑰丽而美好的梦开了一个头,然后就这样神鬼莫知地在不受制约的自由王国里完成创造的全过程,整个过程都是基于作者对读者身份与理解力的认同与承认,更是基于对读者自身创造力的信任与鼓舞,惟其如此,他们才能达到真正的最佳状态:作者找到了真正能够读懂他作品的人,而读者对于作品的创造者的真实意图完全心领神会,即使这样的读者始终保持着沉默,这种沉默也是一种默契,代表着作者没有明言的东西,也代表着读者不可言传的***与审美愉悦,在达到这个最佳状态之前,读者和作者之间有一段虚空地带,能否跨越这片空白,作者不能做别的什么,他最好的做法就是虚空地带的对面用尽他的全力召唤对方,而这种用尽全力又不可诉诸于***裸的***外露,因为这无异于公开引诱乃至要挟欺诈,正如萨特所言:“在***里面,自由是被异化的。”[1]读者从不希望也绝不愿意自己的意志受人强迫,一旦被扭曲,就会走到自由的对立面而处处受制,在这样被动强制的场景下展开阅读而指望读者感到满意,无异于被***感到痛苦时却须迎合对方且大呼过瘾,这是双重的***,真正的写作,是作者对读者的引导,不同的读者会根据自身的悟性、学识、判断力和整体把握能力对一个作品做出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便是另一重创造,至于这重境界能够到达何种高度与深度,则要取决于读者自身,所以,萨特坦言:“作品只在与读者能力相应的程度上存在。”[2] 既然创造只能在阅读中完成,那么对于“为什么写作”的问题,最好的回答或解释便是作者为了读者的自由,为了读者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初衷与意图并引导读者迈向另一个更高的境界,作者必须学会好好召唤他的读者,就像当年原始人相信对故去祖先姓名的召唤可以唤回他们的亡灵并佑护他们的子孙富足安康一样,作者对读者的召唤,最终是为了和读者一起去开创一个广阔光明的世界,在那里,你我都拥有萨特所向往的充分的自由。
《什么是文学》作者让-保罗·萨特(1905.6.2-1980.4.15 ),法国哲学家、作家,存在主义哲学的大师,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其代表作《存在与虚无》是存在主义的巅峰作品。1964年,让-保罗·萨特凭着《呕吐》(或译作恶心)一书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主动回绝该奖项,成为第一位拒绝领奖的[_a***_]得主。
在《什么是文学》中,萨特提出了“介入”的文艺创作观点。
文学的作用是介入生活、介入世界,公民的自由是写作与阅读自由的前提
萨特认为,作家是与意义打交道的,但“散文是符号的艺术,而诗歌却是站在绘画、雕塑、音乐这一边的”,所以这里所谓的“作家”应是特指,即那些能够通过其作品形成清晰意义的散文作家,而诗人则被萨特打入另册。
“散文首先是一种精神态度:借用瓦莱里的说法,当词像玻璃透过阳光一样透过我们的目光时,便有了散文。当人们遇到危险或困难时,人们会抄起随便什么工具。一待危险过去,人们甚至记不清用过的是锤子还是劈柴。”这也就是说,散文被写作时不仅具有清晰的意义,而且还是一种工具。
功利性、工具性、意义的清晰,所有这些,保证了散文和散文作家介入的可能性。
“人们不能为奴隶写作。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要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个意义。当一方受到威胁的时候,另一方也不能幸免。用笔杆子来保卫它们还不够,有朝一日笔杆子被迫搁置,那个时候作家就有必要拿起武器。”
“作家向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作家为诉诸读者的自由而写作”。
“散文作者是选择了某种次要行动方式的人”,他使用的语词是“上了***的***”,“如果他说话,他等于在射击。他可以沉默不语,但是既然他选择了射击,他就应该像个男子汉,瞄准目标,而不是像小孩那样闭上眼睛乱开枪,满足于听响声取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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