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把二者结合起来才是最好的模式!
这里举个曹魏的例子。
很多人都存在这样一个误解,认为曹操唯才是举等于重用寒门,其实这是错误、片面的观点。说起来唯才是举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放荡不羁的郭嘉,认为郭嘉是寒门出身,实际上郭嘉是不是寒门都难说。说郭嘉还不如说王象靠谱。
首先唯才是举是为了纠正汉末察举制的弊病,纠正选举中过分重视道德忽略才能的做法。道德高标一格,便会产生种种不近人情之举。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如果做事太注重道德,便容易流于形式虚名而忽略了内容与实际。汉末察举以德行为重要标准来铨选人才,而德行恰好是没有办法通过客观公平的方式去衡量的,士人为了出仕,便不择一切手段舞弊作秀,从而获得地方长官的举荐。唯才是举和重用寒门不存在逻辑上的关系。 何况曹操本人并没有真正抛弃选举中的道德标准。
但曹操在汉末崛起一开始靠的就是豪强和士族。
曹操能平顶北方,打败汉末群雄,主要依靠的就是汝颍士人和谯沛武人。而这两大集团,汝颍士人多出身于士族,荀彧、荀攸、荀衍出身颍川荀氏,钟繇出身于颍川钟氏,陈群出身于颍川陈氏。汝南应氏是著名的文化士族,虽说在事功上无足道哉,然而在文化上却有不菲的成就。谯沛武人多出身于地方豪强,掌握兵权。
曹操的亲族曹氏、夏后氏更是地方有实力的豪强,曹洪在曹操起兵失败后,率领千余家兵前往扬州募兵,曹仁阴结千余少年投奔曹操。尽管曹操的祖父是宦官,为清流士大夫不耻,但并非是陈寅恪所说的寒族。
曹魏正是靠着“唯才是举”和重用“世家大族”才从众多割据***中脱颖而出!
苏洵曾经评论古代的用人体制,是“参用亲贤”,即既使用皇族、贵族子弟,也选拔寒门人士,如果偏废一头就容易出事。
事实上大多数时候,朝廷用人就是这样讲究平衡:汉代设立南北军,北军守卫京畿和都城,兵源来自三辅即首都和周围地区,南军守卫长乐、未央等宫苑,是皇帝身边的卫士,兵源则来自外郡。
之所以如此设置,是因为三辅兵士土生土长,守卫首都和京畿不仅是卫国而且是保家,能激发战斗热情;外地士兵家乡路途遥远在首都举目无亲,敌人打到皇宫已是最危急关头,亲兵全是外地人才能在此时此刻和皇帝同生死共患难。
用兵如此,用人也一样。皇帝用人是要讲究平衡的,一般而言,都会将***显职交给世家大族,而把一些职位不高、但非常重要的职位交给自己亲信的人。
比如汉武帝,他用的丞相、二千石(郡太守等)几乎都是大族或勋旧背景,但任命了很多寒门亲信为綉衣直指使者、刺史(西汉时刺史是监察官),在中枢则安插许多酷吏加以牵制。中后期则将原本地位不高的大将军提到和丞相相当、甚至更高的地位,并让自己的亲信宠臣卫青、霍光等先后担任。
中国古代还有一种“移近密作中枢”的奇特规律,即皇帝会在世家大族、勋贵们把持传统高级职位、机构后,把自己的秘书班子“转正”,如尚书原本是皇室内管家“少府”的属官,西汉时毫无地位,到了曹魏时尚书台已是朝廷行政中枢,尚书令则是真宰相;等到了两晋和南北朝前期,尚书令、台又被世家大族垄断,于是原本是皇帝秘书班子、地位低下的中书令、中书监被扶植起来,逐渐变成了中枢机构和“真宰相”(司马迁受腐刑后被任命为中书令,他引为奇耻大辱,可见当年的中书令地位如何);等到了南北朝晚期,中书监、令又尾大不掉,于是后起的秘书班子——门下侍中又“转正”了。此外,刘宋让世家大族“平流进取”,却用寒门做中书、门下地位低权势高的官,让世家大族和皇子做州的刺史、都督,却用寒门做“典签”监视,明代用品级低权力大的大学士(原本是文学官)替代宰相,清代把大学士的官职地位提到和宰相相若,却又把南书房、养心殿这些近密机构提到中枢地位,奥妙都是“平衡”和“制约”。
有时候***取怎样的人才路线是看形势的。曹操和世家大族关系恶劣,后者前期押宝袁绍,后期则留恋汉室,他不“唯才是举”霸业不能成功,而曹丕时北方已定,他需要的是通过权力交换促使世家大族承认自己才是正统,当然要“九品中正”。东晋南渡时吴中顾陆朱张等地方豪强对名望不高的司马睿缺乏敬意,如果不依靠琅琊王氏、阳夏谢氏、太原王氏这些握有实权的世家大族,他连脚都站不稳,到了南朝宋、齐两代,起家的都是北府军将领,依靠的是流寓官兵的支持,不唯才是举岂不是寒了弟兄们的心?
用人还要看“眼色”。北齐实际上的开国君主高欢就对要求改革人才制度者指出,自己的“霸府”有驱逐北魏皇帝出境的劣迹,因此北魏皇族和贵族对他不满,许多心向西魏;汉族世家大族和普通士人则更青睐自居“华夏正统”的萧梁,他如果改变依赖鲜卑军阀豪强的用人政策,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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